1934年深秋，二十八岁的涂长望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。

还在英国时，他便接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打来的电报，催他回国到所里工作。于是，他没有先返回武汉老家，而是径直来到南京钦天山上的北极阁气象台。山上林木葱茏，一座六棱柱形的三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海拔六十七米的山顶上，门口挂着“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”的牌子。

进门迎接他的是胡焕庸。寒暄过后，胡焕庸半开玩笑地说：涂先生一到，我们所里就有“三个半研究员”了——竺所长、吕炯先生、涂先生，再加上他这“半个”。

当天晚些时候，竺可桢步行上山，擦着额角的汗握住他的手：“你本来可以很快取得博士学位，我却打电报叫你回来，你不怨我不近人情吧？”涂长望笑着转述导师罗士培临别时的话：你们中国人对事业，有一种宗教般的热情。

竺可桢随即将研究所最重的担子交给了他——大气环流、长期预报和气候研究。

彼时中国的现代气象科学才刚刚起步，预报一天、两天的天气，很多人都是闻所未闻，更别说预报一年、一季的旱涝和洪水。涂长望偏偏选中了这片“比登天还难”的领域，他觉得自己从西方学回了最先进的大气长周期运动理论，又是国内第一个具有这方面学历的人，因此有责任在发展理论认识的基础上，把长期预报技术这个最难的科学领域开拓出来。

他选择的第一个题目，是“中国雨量区域的分类”。他的计划是从雨量入手弄清旱涝的分布，从大气运动方面来探讨旱涝的原因，从全球天气气候变化来寻找引起旱涝的相关因子，先研究气象预报的问题，再进一步把气象、水文结合起来，研究洪水预报的问题。这一切，都需要大量开拓性的研究。

他的办法是下苦功夫。一连许多日子，他泡在资料室里，整理统计资料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也不觉累。整理了一段时间资料，涂长望又去蹲图书馆，外文书刊一本本啃，对于重要文章他一边摘抄、一边翻译。朋友陈立说他“静如处子，动如脱兔”。他确实好动，但更能静下心来，长久地埋头读书、写作、做研究。

八小时工作之余，他拍摄了不少照片。同事们以为这位留洋归来的年轻人流连山水，其实他拍的是云和天气现象的照片，都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。他架起从国外带回的望远镜，白天观云，晚上观星。他还特意叮嘱观测员：看到特殊的云、特殊的天气现象，不要忘了叫我拍照片。

1935年春节刚过，中国气象学会筹备成立十周年年会，涂长望交出了论文《中国雨量区域的分类》，随即动笔写《中国的水灾可以避免吗？》——长江的滔滔大水，是他家乡记忆中最痛的一页。

1935年4月7日，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在南京召开，涂长望当选学会理事、总编辑。后来，学会基本一年一次的会刊改为《气象杂志》月刊，涂长望肩上的任务更重了。

今天，北极阁仍立在南京城中心，被称作中国近代气象科学人才的摇篮。方寸计算尺，丈量的是风云，也是初心；一张张雨量图，画的是旱涝，也是家国。

（来源：中国气象报2026年10月21日2版、3版 赵文、曹颖整理）